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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众多的书籍并不能反映出出版业的繁荣，其实他们构成了对审查制度的反抗，即是同性恋媒体。 他们会暂时出版一本杂志，当它被列入（禁刊）名单时……他们会改名字。 因为一个人必须在国家登记才能获得这样的通行证，因此纳粹的兴起，将危及任何有性别不符合记录的人。
同性恋甚至连说话都要小心，因为这可能引起警卫和其他囚犯的怀疑和反感，因此，同性恋者都竭力掩饰自己的身份，避免他们受到其他囚犯的蔑视。 希特勒也相信同性恋取向对个人来说是可以消灭的，所以再教育被镇压所取代。 同性恋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并受到极端形式的”厌恶疗法”，对同性恋或双性恋者施以阉割手术。 新法规从1935年9月1日开始实行，约10万名同性恋者被捕并被审判，其中1万到1.5万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处境悲惨。 第一，他们触动了纳粹宣扬的生育计划的根本，危害人口增长。 男同性恋违背了纳粹眼中”完美男性”即”理想雅利安人”的定义。
同性恋运动在普罗大众的收效甚微，原因是许多德国人觉得同性恋具有传染性。 在《色情与种族》中，哈特纳专门留有一章来谈论同性恋问题。 他的论点是：如果不抑制同性恋现象的扩张，那么几乎肯定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德国友谊协会和人权联盟分别于1927和1930年成立专门的异装者团体，并用尽全力吸引和留住成员[133]。 由于异装被认为是”严重公共猥亵行为”，所以是违法，可能会遭到逮捕[134][135]。 国会委员会没有废除第175条，而是计划增加对男性卖淫和滥用职权的处罚。 草案也提出要将女同性恋定位刑事犯罪，这甚至引起保守派的嘲笑，并引起女性活动的反对[73][74]。 虽然有少数支持的女性活动家认为提议能平等对待男女同性恋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数人排斥的原因还是以议案会让许多出于经济困难而同居的女性面临诬告和讹诈。 德国妇女组织联合会通过决议，呼吁合法不伤害非同意方的性行为[75][76]。 1911年，科学人道委员会和母亲保障与性改革联盟反对改革，两者的合伙关系持续到1933年[77]。 更多具镇压性的第175条版本持续引起争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改革刑法的计划[78]。
柏林是一个自由的城市，这里有很多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酒店，甚至有很多为同性恋提供男扮女装表演的易装酒吧。 在此影响下，魏玛共和国后期出现了废除175法规的趋势。 然而这个理论不能说明在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甚至超过对待耶和華見證人、罪犯和政治犯的残忍行为。 当研究在集中营中同性恋者地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集中营在纳粹德国中所起的作用：他是把社会与法西斯国家一致化的工具。
